1873的慕拉第，时年33岁。
19世纪70年代初，南浸首先进入到山东省的平度市和蓬莱市传福音。当中最著名的宣教士是身材矮小的美国人慕拉第（Lottie Moon），她从1873年就开始在山东省服事，一直到1912年死于饥饿。
慕拉第于1840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一个的富裕家庭，她在18岁的时候遇见了耶稣。一天晚上，狗叫声把她吵得无法入睡。她毫无睡意，无事可做，于是决定诚实地审视基督的宣称。过了一会之后，她跪下祷告，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永生神。
慕拉第要到中国服事神的渴望因为美国内战而被耽搁，但她的异象最终得以实现，成为南浸派往宣教工场的首批单身女性中的一员。到达烟台后，她从陆路前往蓬莱，这需要两天的路程。
慕拉第40年的宣教生涯都是在山东度过的，先是在蓬莱，后来在平度。她花了数不清的时间坐骡轿子在全省各地巡行——骡轿子是一种交通工具，
“它像一种安置在木杠子上而不是轮子上的篷车。就像一个翻转过来的篮筐，口朝前。外面覆盖有一层厚布，在里面或多或少能避风雨。骡轿子的木杆子的前后端都绑在骡子身上。有一个或多个骡夫走在骡子旁边，牵着骡子沿着狭窄、坑洼不平的小道行走。轿子里面，乘客要躺在成堆的被褥上缓冲颠簸。这种旅程非常不舒服，常常颠簸得令人呕吐。”
慕拉第经常坐这种骡轿子在山东的乡村间巡游
到中国服事后不久，慕拉第对中国福音事业的贡献开始通过她的写作和她对家乡教会成员充满激情的挑战而显现出来。尽管慕拉第只有1.3米高，但她的话语却力量十足。她不满足于仅仅写私人信件，还直接给报刊杂志投稿，而报刊杂志也乐于发表她独特和政治上不正确的观点。从她的笔下流淌出了无数令人难忘的名言。
慕拉第第一次直率批评南浸的教会是在她到中国仅仅几个月之后，她写道：
“奇怪的是，南浸有一百万信徒，然而却只能为整个中国供应三个人。奇怪的是，弗吉尼亚州有500名牧师，我们却必须依靠长老会的传道人来填补这里的浸信会讲坛。我想知道这些事情在天上是什么样子的。但在中国，它们看起来确实很奇怪。”
随着慕拉第的灵命不断成熟，她的挑战也变得越加尖锐。她甚至指责自己的宣教部，说他们向非洲差派宣教士，而同时，南方各州的许多浸信会成员却继续压迫黑人。
她的挑战强硬有力，直言不讳，震惊了许多美国教徒，在当时引起了恐慌。她被指控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有人对她施加微妙的压力，想把她赶出宣教工场。
在山东省，慕拉第因她敏锐的幽默感和传扬主名的能力而深受众人钦佩。刚开始，无论她走到哪里，总会不停地有人叫她“洋鬼子”，这种恶意称呼令她非常烦恼，为此，她对这些嘲弄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回应。每当有小孩子叫她洋鬼子，
“她就把那小孩带到他或她的母亲那里，要求孩子的母亲教孩子懂礼貌。如果有女人刺激她，她会转过身来反驳说：‘不要叫我鬼子。我们都是女人，都来自同一个祖先。如果我是鬼子，那你是什么？’这样一来，嘲弄者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
孤独
有个阶段，慕拉第曾与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克劳福德·托伊（Crawford Toy）订了婚，他声称自己有宣教的呼召。然而，当慕拉第得知他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就与他解除了婚约。托伊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而慕拉第则留在了中国，用她的话说，就是“继续沉重缓慢地行走”。
多年后，当被问及是否曾恋爱过时，慕拉第回答说：“恋爱过，但我的生命首先属于主，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所以结果就毫无疑问了。”
慕拉第常常发现宣教生活极其孤独，抑郁困扰着她。来到中国四年后，她写信给她的宣教部说：“我一个人生活无聊死了。我觉得我自己的团体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令人振奋……我真的认为，再过几个像刚刚过去的那种冬天，我的生命就会结束。这不是开玩笑，而是非常认真的。”
工场上的冲突
高第丕夫妇
从她到中国的那一天起，慕拉第就为与其他宣教士相处而挣扎，她经常与她的主管高第丕发生冲突。高第丕把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宣教工作混合在一起，他建造了一座塔楼，计划让慕拉第和比她提前几年到山东宣教的妹妹埃德蒙尼亚（Edmonia）一起住。但住在有围墙院落里的当地中国人闹事，抗议宣教士建筑塔楼。对于有人建筑塔楼，他们能想象到的唯一原因，就是要俯视他们，暗中监视他们的妻女。
为了平息手里拿着棍子和石头的暴徒，高第丕拿出一把枪对着人群，导致人们四散逃命。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居然威胁要使用武器来对付那些他本应该服事的人，这让慕拉第感到震惊和困惑。
更糟糕的是，有一天，她的妹妹埃德蒙尼亚压低音量，小声地对她说：“美国人可能认为像你我这样的单身女性和已婚夫妇生活在一起是合适的，但你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的吗？他们认为我是高第丕的二太太，我肯定他们会认为你是他的三太太。”
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埃德蒙尼亚在中国服事几年后，她的身心健康都濒临崩溃，因此，她被送回到弗吉尼亚的老家休养。此后，她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妹妹的离开令慕拉第深感悲痛。
到1885年，在中国生活了12年之后，慕拉第发现自己已经是束手无策。她已经厌倦了高第丕“反反复复的烦人要求和不断的羞辱，因为他试图让身边之人盲目愚笨地绝对顺服他。”高第丕来自肯塔基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难相处是出了名的。一名历史学家写道：
“在他50年的传道生涯中，有40年是在山东省度过的，主要是在蓬莱……他一直都不太喜欢中国人，有时人们觉得他喜欢的人并不多。也许，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高第丕太过火地向其他南浸成员强调他的个人热心，以至于他最终‘威胁到大会的存在’，更不用说南浸在中国的宣教了，因此，他的教会不得不——用他的话说——‘冷冻’他。”
一股新鲜的空气
为了逃离蓬莱的有毒空气，慕拉第决定迁往内陆的平度市，在那里，她打算向任何愿意听福音的人——无论男女——宣讲福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女性直接对男性说话是不合适的。慕拉第直接向女人传讲信息，但她们的丈夫也总是能找到方法听福音，虽然看不见，但能听到。
1887年的时候，慕拉第非常沮丧，似乎到了要辞职回家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有三个中国男人上门拜访她，他们来自一个叫做沙岭的小村庄，请求她到他们村里去教导“新道理”。
虽然慕拉第长期抵触高第丕的领导，但她和他长期忍耐的妻子玛莎（Martha）是好朋友。玛莎来自阿拉巴马州，是个热心的传道人，曾在一年之内就把福音传给315个村庄的妇女和儿童。
慕拉第给玛莎捎了个信，让她到沙岭村跟她会面。在旅途中，她热切地祷告，希望这次旅行不至于徒然劳力，希望她们能遇见一些对所宣讲的福音敞开心的人。慕拉第很快被欢迎她的接待震惊了。
当慕拉第走进这个约有50户人家的村庄时，“很多人都冲出来迎接她。‘这就是那有天书的女士’！一个男人大声喊着说，‘她会告诉我们如何能除去我们的罪恶！’另一个男人大声呼叫，疯狂地向慕拉第挥手。”
一连几天，属灵饥渴的沙岭村人问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问题，这两名女宣教士一一做出回答。第一个晚上转眼就过去了，“但是没有人想回家。男男女女大声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慕拉第尽力地回答他们，这样的问和答一直持续到深夜。直至慕拉第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人们才离开聚会的房子。第二天晚上聚集的人更多，而那天晚上之后，又引来了更多的人聚集。”
体验到一股新鲜的空气后，两人带着极大的鼓舞离开了沙岭村。慕拉第写到她发现了“以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东西。人们如此热衷于学习！属灵上充满了渴望！”
受这次成功的鼓舞，她兴奋地给家里写信说：“在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像这次访问那样如此接近这些人。我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机会向他们的良心传递他们对神的责任，以及宣讲救主对他们的爱和为他们舍命。我越来越感到这是神的工作。”
一个兴旺的教会逐渐在沙岭村形成。然而，当新信徒们发现慕拉第要放暑假，而她的宣教部却没有任命任何人来代替她时，他们都心急如焚。弗吉尼亚州的南浸总部收到了几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其中一封说：
“这道理我已经知道了十多年，却没有探究。一有机会探究，我立刻就真正相信了。我深切渴望学习，但这里没有牧师来教导。我真诚期望贵宣教部能差派更多的教师……仁慈之光将照亮四方，感恩之心将无远弗届。我渴望神的话语，犹如干旱中的人渴望下雨一样。”
有一个老人到沙岭村听讲道，慕拉第送了他一本新约圣经。但他读不了，于是他请他的堂弟，一个名叫李守定（Li Shouding）的儒生读给他听。刚开始的时候，李守定嘲笑耶稣的教导，但慢慢地，他被生命的话语打动了。1890年，他相信耶稣并受了洗，后来成为了华北地区最杰出的传道人。他大大地被神使用，经他手施洗的归信者有一万多人，其中仅平度市就有一千多人。
慕拉第在蓬莱市的住宅
沙岭村的经历是慕拉第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接下来的20年里，她每年都花一部分时间在山东省的乡村间巡行传道，又花一部分时间在蓬莱市的家里培训新宣教士，并继续给美国的宣教杂志社写激励性的信件。许多人响应她的呼吁加入了宣教服事，她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南浸专门设立了一个年度圣诞奉献，使他们能够招募更多的工人。后来，为了纪念慕拉第，这个年度奉献被重新命名为“慕拉第圣诞奉献”。
“你们得先杀了我”
福音在山东各地迅速传开，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迫害。基督徒拒绝参加祖先崇拜仪式，这激怒了他们的家族和社区。1890年，在迫害最激烈的时候，一群残忍的暴徒围住一个名叫谭和邦（Tan Huopang）的老年中国基督徒殴打，差点将他打死。这个身材矮小的宣教士赶到现场，拒绝屈服于暴徒的恐吓。相反，
“慕拉第奋力挤进人群中心。当她看到谭和邦双手抱头跪在地上时，不禁倒吸了一口气。他的脸上流满了血，人们在踢他，向他吐唾沫。慕拉第推开几个拿着棍子的人后，跑到了谭和邦身边。
暴徒看到这一幕吃了一惊，众人都安静了下来。慕拉第不知道这样的沉默会持续多久，于是她大喊说……‘如果你们想毁掉这里的教堂，消灭在里面做礼拜的基督徒，你们得先杀了我。我们的主人耶稣为我们基督徒献出了他的生命，现在我准备为他而死’……
谭和邦的一个侄子高声回应说：‘那你就死定了，洋鬼子！’他将一把大刀高举过头，对准了慕拉第。然后，莫名其妙地，他的手垂了下来，刀掉在了鹅卵石路上。紧接着，暴徒们一个个似乎都有气无力了，慢慢地，大家都散开了。”
1901年的慕拉第，时年61岁。
“噢，她是多么的爱我们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频繁发生的霍乱和天花瘟疫令山东省的人口遭受重创，不断循环的洪水和饥荒消耗了宣教士的精力和资源。1911年，清朝的覆灭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混乱，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和苦难。
慕拉第和其他基督徒很快发起了赈灾服务，尽可能地帮助更多的人。看到周围之人的苦难，尤其是那些通过她的服事而信主的基督徒的苦难，她敏感的心都碎了。她向家乡请求资金援助，但当时美国的经济正经历疲软，南浸宣教部负债累累。
由于缺乏援助，慕拉第感到非常难过，她决定树立个人牺牲的榜样。如果家乡的人都忙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顾及，她就要竭尽全力来帮助山东省的受灾人群。她把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全取了出来，尽可能多地捐出自己的食物，送给数百名饥饿的人吃。她在自己的存折上写道：“我祈祷没有一个宣教士会像我这样孤独。”
由于没有获得来自家乡的帮助，慕拉第陷入了忧郁。她不再有规律地吃饭，导致她的身心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其他宣教士越来越关心此事，并请来了一名医生。虽然她现在的体重只有23公斤，但当医生宣布她快要饿死并无法控制她的病情时，宣教士们都十分震惊。
同仁立即为这位患病的宣教士买了回家的船票，让护士辛西娅·米勒（Cynthia Miller）陪同她踏上漫漫归家之旅。在海上航行几天之后，慕拉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过来。她笑着对助手说：“他来了。耶稣现在就在这里。你可以祈求他充满我的心和与我同在。因为耶稣进来的时候，他会把一切的恶魔都赶出去，这是你知道的。”
可惜为时已晚，1912年的平安夜，当船停靠在日本神户港时，守候在她床边的护士说：
“那天早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静静地躺着，不省人事。然后她动了一下，好像在寻找什么人……纤细瘦弱的双手紧握在一起，像中国人彼此问候时所做的那样，然后轻轻地松开。那个表情和问候一遍又一遍地出现，那是问候那些在她之前去世的朋友们——她在蓬莱和平度及周围乡村的中国妇女，她曾给她们讲过天上的家……
就这样，在中国式的握手中，在微笑着问候并轻声呼唤着朋友的名字中，慕拉第回天家了。”
慕拉第在上个星期已满72岁，她已经完成了对神的服事。她再也不会孤独了。
山东省的基督徒和非信徒听说他们的特别朋友去世了，都深感悲痛。平度市的教会领袖们真心地写道：“噢，她是多么的爱我们啊！”受慕拉第的榜样激励，山东信徒对福音的宣讲更加坚定。在她去世之后的一年里，仅浸信会就有2358名新归信者受洗。
当这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饿死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人们普遍感到震惊和沮丧。许多基督徒因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响应慕拉第的赈灾呼吁而感到羞愧，从那以后，以她的名义所进行的年度宣教捐献明显地增加了。
慕拉第为神献上自己的生命，帮助整个平度市和山东省的其他地方播下了复兴的种子。虽然她于1912年去世前并没有活着看到自己的全部劳作成果，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场巨大的复兴席卷了该省的很多地区，其中南浸的事工处于圣灵浇灌的最前线。20世纪30年代初，南浸的一份年度报告说：“如今在人口稠密的平度市，有一些村庄，每个家庭中都有一个或多个得救的人，有一些村庄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主。”
今天，平度市仍然有强大而虔诚的基督教存在，大约有七万中国信徒。
在慕拉第去世一个多世纪后，她仍然被高度评价为“南浸宣教的最高典范”。一代又一代的教会成员从小就知道她的见证，以她名义进行的年度捐献总共筹集了15亿美元，那些年度捐献的资金通常占了整个南浸宣教预算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