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水手服的郭士立
虽然最先进入山东的福音派宣教士是1860年到来的两名英国人，但德国人郭士立（Carl Gutzlaff）在1832至1833年间就访问过这个省的沿海地区。郭士立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在所到之处分发药品和福音单张。当他的船于1832年7月份在威海湾停靠时，他下了船，在附近山丘上的几个渔村间走动，但他发现当地人对福音不感兴趣。
两年后，即1835年的8月份，一名美国宣教士和一名英国宣教士跟随郭士立的路线，沿着山东省的海岸线航行。他们的船上装有两千多本中文圣经、书籍以及各种小册子，他们希望分发给沿途遇到的人。在威海，他们受到了充满敌意的对待，因为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人通常都会遭到鄙视。然而在两天后，他们发现“一个村庄的人非常迫切地想得到书，甚至等不及正常分发，就自己动手去拿。两天内，他们大概分发了一千本书，那些书每本100页。”
花兰芷和他的妻子萨莉于1860年进入烟台市，但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到达山东刚一年就去世了。
杨格非（Griffith John）的出现促进了山东省的基督教事工，他是早期到中国的最伟大外国宣教士之一。他从位于湖北省的宣教基地向北进发，并在1860年的12月到达沿海城市烟台。他激动人心的话语在美国和英国的教会中被广为流传：
“广阔的禾场就这样突然而奇妙地打开了，我们的心中洋溢着喜乐，但同时，我们也为准备不足而感到沮丧。整个山东省有两千九百万个灵魂，然而只有一个宣教站，两名宣教士……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难道教会作为世界的光和生命祝福的受托者，会对她的头不忠，对她自己不忠，漠不关心地看着吗？”
整个19世纪60年代，有少数几个福音派宣教士进入山东，他们发现，他们的天主教同行比他们早来了几百年。至1663年，天主教教会在山东省已经有3000名信徒，到1870年时，增长到了10750人。
花兰芷和亨利·帕克
1861年4月，帕克（Henry Parker）和妻子在烟台市建立了一间教会。洪杨之乱仍然在中国大地肆虐，时局很不安全，匪徒四起，乘乱杀人抢劫。1861年10月，一群称为“捻匪”的劫掠者来到烟台。这群匪徒在全省有组织地摧毁了很多城镇和村庄，因此，花兰芷和帕克去到叛军的营地求情，希望匪徒放过他们所在的城镇。然而这两名宣教士再也没有回来，八天后，人们在距烟台市24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花兰芷被杀的时候只有25岁。后来人们在他的坟墓那里立了纪念碑。
帕克死后，他悲痛的妻子带着儿子返回了美国，但萨莉（Sallie Holmes）决定继续做神呼召她去做的工作。她重新回到蓬莱市附近，继续在山东省服事了二十多年。
山东省第一间有组织的福音派教会建立于1862年11月。团契成立之初只有八人。最先受洗的男人中有一个是刘庆山（Liu Qingsan），在随后的50年里，他成为了山东省重要的福音派领袖。1880年，他搬到省会济南，在那里建立了一间教会，活着看到自己的孩子、孙子和重孙子都跟随耶稣基督。
84岁的刘庆山，四代基督徒同堂
郭显德
山东省“元老”郭显德
美国人郭显德（Hunter Corbett)和他的家人在烟台以惊人的低价租到了一所房子。但他们很快发现，那所房子素以闹鬼著称，当地人都远远地避开它。
郭显德在1865年的第一次传道旅程中遇到了一个名叫王泽（Wang Zei）的书生，王泽对真理非常渴慕，拜访过郭显德的家后，
“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直到在耶稣里找到盼望。他整个夏天热切地都跟着郭显德学习，1865年秋天，他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受洗……王泽成了个雄辩的传道人，在拯救灵魂的工作上，神大大地祝福他……
王泽信主后第一次回到家时，他充满了温柔仁慈，这与他前些年的态度截然不同。以前他是个严厉专横的人，他的变化令他的妻儿充满了恐惧……几天后，王太太也归信了基督。她说，如果基督教能使她的丈夫变得温柔仁慈，那它一定是真实的。”
郭显德一家开展基督教事工时，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1873年秋天，郭显德和三个孩子前往山东省东部的即墨市，他们希望把家搬到那里，在那里建立教会。
刚开始的几个月，当地人都比较友好，看起来还是挺喜欢有外国人住在他们中间的。然而，控告者开始了他的阴险工作，反对郭显德的谣言逐渐流传开，人们说他偷小孩，策划谋反，在房子的地板下面藏有武器，等等。
即墨市的人突然变得充满敌意，常常向外国人扔石头。两个星期后，当郭显德和两个中国传道人骑马进入华严镇（Hua Yen）时，
“他再次遭到袭击，人们用石头无情地砸他，他几乎是奇迹般地逃脱残酷的死亡，被一个完全陌生的当地人救了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走过来对我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我回答说：我没办法离开。他回答说：把你的马鞭给我，跟我走。’
他拿着鞭子开出一条路，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他一边开路，一边对人群说：‘我认识你们，你们要是伤害这个人，我会作证告你们的。’
后来我想找出这个人是谁，以便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但无法找到。”
死里逃生后，郭显德决定将家搬回烟台市，但他发现，他们不在期间，他们的住所已经被洗劫一空。郭显德总共在中国服事了57年，忍受了许多风暴。他的第一任妻子莉齐在他们来到中国十年后去世了，第二任妻子玛丽结婚13年后也去世了。
郭显德的服事特点是使用非传统的方法。例如，在烟台市，他发现很难吸引当地人到礼拜堂听福音，因此他租用了一个戏院，把后面的房间改成博物馆，里面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趣物品。参观者进入展厅观看展览物前，都需要进入前面的房间听福音。等敬拜结束后，博物馆的门才会打开。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大概有七万两千人听他讲道和参观博物馆。
这些忠心的男男女女坚持不懈，他们成功地在山东省建立起了福音的滩头堡。到1895年，在山东省，仅仅一个宣教团队就有63名宣教士，36间有组织的教会，300个“布道点”和3797名受洗成员。郭显德长期在山东服事，后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山东省“元老”。他于1920年去世，享年85岁。在他的服事生涯中，曾亲自为三千多名中国信徒施洗。
狄考文
狄考文
狄考文（Calvin Mateer）和妻子朱莉亚来自美国，他们定居于海滨城市蓬莱。神大大地使用他们在整个中国促进基督教教育。然而，在这个异象结出果实之前，狄考文忍受了多年的挣扎和艰苦。有一次他报告说：
“每到一个村子，‘鬼佬！鬼佬’的喊声不绝于耳。他们不仅那样喊我，还叫其他人过来看我。不过，通常而言，这是我所听到的最充满恶意的喊声。我觉得在过去的两天中，我至少听到一万人这么喊。这个词语会如此普遍地被使用，真的很奇怪。它所表达的，更多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而不是对福音的敌对。”
有时候，这种强烈的仇恨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暴力。有一次在济南市的章丘区，一个当地术士煽动众人反对宣教士，给宣教士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当时，狄考文被一大群人围着，他正在卖书给他们。那个人冲进来，挥舞着一支很难看的矛，用中国话愤怒地说：“啊哈！我要杀了你！”他径直用矛刺向狄考文的胸部。
狄考文从这次及其他袭击中存活了下来，并在山东为神的国做了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在蓬莱市建立的第一所学校规模中等，这是在朱莉亚发现她和丈夫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后建立的。
1872年，狄考文决定把基督教教育引进中国，以一种对中国教会的未来最有帮助的方式运作。他写道：
“只要中国所有的基督教文献还都是外国人的作品，中国教会就会软弱不独立。它需要尽快有一群训练有素、思想健全的牧者，他们要能够写书，能捍卫和加强基督教的教义，并把教义应用在中国的教会中……
未受过教育的基督教也许能抵挡未受过教育的异教，但无法抵挡受过教育的异教。简而言之，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把一个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基督教引入中国，而是把它的武器和支持一并引入，使得它能够独立行走，保持自身的纯正，抵御一切的敌人。”
1907年，就是在狄考文去世的前一年，他兴奋地写信给美国的信徒，劝勉和挑战他们，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他的信也是充满了劝勉和挑战：
“替我告诉美国的年轻人，中国现在向教会呈现了这个时代的最大机会。神已经打开了门——又宽又大的门。三亿五千万人随时准备好听福音信息。这个门并非没有经过巨大的斗争和努力就自动打开的。面对持续不断的反对，经过很多的苦难和流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已经形成。黑暗沮丧的日子已经过去，前途一片光明……
西方鲜有人了解中国的现状……多个世纪以来的古老信仰正在迅速消失，但新的信仰会是什么呢？对于当今的基督徒，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年轻人疯狂地学习英语，因为里面有黄金屋。随英语而来的是书籍和报纸，它们不断地散播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谁将捍卫真理？谁将带来解药？谁将高举十字架？谁将为基督作见证？”
狄考文在山东省服事了45年，当他于1908年去世时，从他所建立的大学毕业出去的学生分布到了中国16个不同省份，在一百多所学校中担任基督教老师。
王宝贵
王宝贵（穿白衣者）和他的圣经学生
虽然外国宣教士在早些年忍受了巨大的试炼，但圣灵一直在背后做工，光照那些寻求真理之人的心。慢慢地，一次一块砖，信徒的灵宫开始在整个山东省显现，成为随后几十年强健教会的基石。教会早期的中国支柱是一个叫王宝贵的人，他1826年生于烟台市。
王宝贵来自一个学术造诣很高的书香世家。学习了12年的孔子教导和中国古典著作之后，他积极倡导祖先崇拜。
一天，他遇见了一名也是姓王的传道人。他们两人相谈甚欢，并成为了亲密朋友。这个新朋友多次邀请他前去拜访教会，但他都拒绝了，几个月后，他终于决定去看一看。教会给了他一本新约圣经，一到家，他就认真地研读起来。
很多时候，每当想到如果自己接受基督，将会遭到家人和社区的完全拒绝，王宝贵的心里就充满了痛苦。但是，随着他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和寻求真理，一个坚定的信念
“紧紧抓住了他的心，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除了接受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白白救恩以外，别无盼望。一旦确信这一点，他就全心降服于耶稣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并接受了洗礼。从那一天开始，他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忠心耿耿，努力追随救主的脚踪，为基督赢得他人。”
渐渐地，人们都称他为王长老，他对失丧的人有一颗火热的心。他去到山东省的偏远地区传福音，常常在租来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一年半载，人们每天到他的居所请他祷告或和他谈论永生神的事。在每个地方，“神都祝福他手头所做的工，很多灵魂得救，并且在恩典上不断长进，更充分认识到神话语的真实。”
当王宝贵年事已高的时候，他无法再走路，但只要还能坐在躺椅上，他就让人把他抬到教会，他说和神的百姓一起敬拜对他大有益处。他的性格非常开朗。遭受逼迫和冤枉时，他会恒久忍耐，没有苦毒。王长老对孩子和青年人有一种特别的爱，看到他们没有机会更多地在基督的知识上成长，他感到非常难过。尽管他自己很穷，但还是资助了一所学校的建设。
当医生告知他得了不治之症并让他准备后事时，他请了一个木匠在他的家门口给他做棺材，使他能亲自指导这项工作。他请一个朋友用大字写上：“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显现的荣耀。”
一天下午，他让人把他带到外面，好让他再看一眼教堂和学校的校舍。他望着蓝天，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高声说道：“我要去了，赶快把我带进屋子，准备我的葬礼。”
这是他的临终之言，他的灵魂进入了他荣耀的产业当中。
令人鼓舞的突破
到1866年，山东的教会已经出现了温和增长，然后在山东西北的乐陵市出现了突破。当时，宣教基地在天津的宣教士冒险南下，越过边界传福音。宣教士
“为45个热切接受福音的人施洗。从这个良好的开端开始，基督教的影响力稳步增长和扩大，到1877年12月，单单那个地区就有18个宣教站，636名教会成员，八所学校和14名当地传道人……众人真心爱主和敬畏主，常常充满喜乐地称赞主的同在。”
乐陵市的突破鼓舞了当时在山东的其他宣教士，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的事工上还没有看到多少进展。19世纪60年代结束的时候，人们期盼圣灵会很快浇灌下来，滋润撒在全省的种子，带来强健和传福音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