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a Harvest

20世纪40年代

衰落的教会

对于贵州教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境况，一位牧师是这样描述的：“教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退步和衰败，如果不马上阻止，许多曾经是祷告焦点和奉主的名得胜的少数民族地区，将会回到起点。”

为了满足教会的需要，差会在安顺市南边建立了一所圣经学校。这所学校一直运作到1949年。平均每年有三四十名学生，这所学校帮助解决了当时许多少数民族教会属灵衰退的问题。一名与学校有关系的老师写道：

“在共军到来之后的几年里（1934-1936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少数民族的基督教徒都是由他们自己的领袖带领的。由于少数民族非常情绪化，只拥有自己语言的新约圣经和一小本赞美诗集，且仅有少数人能够阅读，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所读内容，错误的教导悄悄渗入，整个教会受到了毁灭性的威胁。当地的传道人认为，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为所有传道人和教师开设一所圣经学校。”

长期以来，安顺地区一直是向贵州省众多民族传福音的战略中心。自从亚当名在19世纪90年代末第一次建立起宣教基地以来，安顺市一直是该省基督教信仰的活跃中心，曾有几千人在这里受洗。

一名从华北搬到安顺市居住的基督徒领袖失望地看到，这座城市的教会的属灵之光已经暗淡，只剩下一点微光。他写道：

“我们已经搬到安顺市两年多一点。贵州省的情况与华北教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贫穷和受轻视的部落中，人们积极地回应福音，但在汉族人中，人们对福音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虽然安顺市的教会几乎不存在了，但我们渴望看到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在这片异教土地上，没有什么比圣灵更能使人们远离迷信和物质主义，最重要的是远离他们的罪恶。”

感恩的是，安顺市基督徒的后退并没有继续，仅仅在几年之后，有人写道：“虽然剩下的基督徒屈指可数，教会也没有了。但去年，大教堂的主日崇拜挤满了人，教会十分支持自己的牧师。”

独特的差会

在贵州省事奉的福音派宣教机构中，有一个德国人的机构，她们非常有趣，事工也很有果效。虽然差会的姊妹有时穿得像天主教的修女，但她们显然是福音派的，她们勇敢地在贵州省服事了数十年，一直到她们的事工在20世纪40年代被最终关闭。

差会的创立者领受到神的呼召要建立一个差会，服事中国的穷人。第一个姊妹于1905年被派到香港，但后来有四个妇女自愿到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中做工。从一开始，这些妇女就是福音的有效仆人，在贫困的部落中开拓医疗和儿童事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来自德国的资金都断绝了，但姊妹们坚持留在位于贵州西北大方县的偏僻基地。她们的总部在一个海拔1830米的村寨里，冬天的时候，村寨通往外面的道路经常被冰雪阻隔。他们的位置非常偏僻，即使差会的领袖也只是一年一次离开该地区，去参加会议、收集邮件及补给物资。

陈路得和陈汉娜

差会受到了当地人的高度称赞，自陈路得和陈汉娜这两个汉族姊妹加入后，事工得到了提升。1933年的一份报道显明了为什么在那些困难重重的岁月里，她们还能够非常有效地为基督向各少数民族传福音：

“除了在本地区的阿贸、嘠目、赫孟数阿、赫蒙兜和木梳苗族等这些苗族部落中做工外，福音的浪潮也开始在诺苏中出现，以致有好几年，我们几乎无法回应所有的需求，也无法教导归信者……

在这个快乐的事工中，我们经历了多年的饥荒，并伴有各种流行热病，人们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因为斑疹伤寒失去了两个姊妹。由于这种可怕的疾病，有很多村寨全村的人都死了。并且因为缺乏食物，许多人搬到了地势较低的地区，其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来。对信徒的残酷迫害也时有发生。

虽然困难重重，但事工仍在继续，有几百归信者参加聚会。1925年……事工从大方县西北的毕节市开始。两地相距有一天的路程。我们很高兴地说，工人的人数逐渐增加了。有两个苗族牧师，还有一些诺苏和苗族的帮手、长老、教师及圣经妇女，他们逐渐分担事工重担，承担更多的责任……

汉族人中的事工更加困难，汉族人通常会远离部落和诺苏，因为他们很鄙视少数民族。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信主。其中不少人是通过诊所事工赢得的，诊所事工极度需要，因为距离最近的医生和医院都有几天的路程。整个地区还有很多麻风病人也需要诊所。在他们中间的事工刚刚开始。”

拯救麻风病人

一群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麻风病人

中国因内战变得一片混乱，但差会继续向住在山里的很多麻风病人传福音。一个姊妹报道说：

“主为几乎从未接触过福音的诺苏打开了门，他们有很多人生活在贵州省西部。我们一些最优秀的传道人和基督徒都是从这些人中出来的。汉族人通常很少与诺苏和苗族人来往，因为看不起他们，但在基督里，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我们的工人来自这三个民族，他们一起做工，彼此相爱，和睦相处。我们的麻风病人中，有汉族人、诺苏人、苗人和赫目人。”

差会在贫瘠的山区中奋斗了几十年后，当红军横扫他们所在的地区时，他们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当时在毕节市带领事工的是阿贸牧师保罗，他后来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有时我心里想，我从来没有为主受过苦。1936年2月，红军来到了毕节市后，很多人逃离城市，但我觉得在这个困难时刻，我有责任留下来帮助基督徒。红军听说我是教会的牧师，就把我抓了起来，我在这些人的手中经历了许多考验，但也有美好的经历，因为主与我同在。

他们狠狠地殴打我，烧我的脸，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乌鸦飞来大声喊叫。士兵们比较迷信，认为这是个坏兆头，所以就把我放了。主使用乌鸦来救我，赞美他奇妙的圣名！

那些经历帮助我更加亲近主，更热爱圣经，更多地祷告，更渴望做主的工。以前我一年通读一遍圣经，现在我一年至少通读三遍。”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陈路得设法寄出一封信，解释了她和另外两名女教师及两名传道人如何在山上呆了19个昼夜，常常不得不整夜在黑暗中行走，整天没有饭吃。差会大院遭到抢劫，门窗和家具都被烧毁了。

混乱的局面令外面的人无从知道差会在最后几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像常保罗和陈氏姐妹等这样的信徒最后怎么样了。然而，在贵州省西北部，这些勇敢和充满信心的妇女所开展的事工，产生了持续的果效。今天，很多诺苏、阿贸和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居住在大方县和毕节市周围的偏僻山区里。鲜为人知的德国差会所做的事工，为贵州省这一地区的丰富基督教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闪耀的阿贸教会

贵州苗族人演奏传统的芦笙

几十年来，虽然阿贸教会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退后，但整体而言，教会还是在恩典中稳步成长。一对20世纪30代后期至40年代早期在阿贸人中服事的宣教士夫妇，讲述了阿贸基督徒是如何得到神赐的策略向非信徒传福音的。这种新方法大大地促进了事工的发展。

多个世纪以来，分布广泛的阿贸社群会在每年的大型节日上聚集一到两次，聚集的时候，人们会献祭抚慰邪灵。成千上万的阿贸人参加节日活动，这使他们有机会与亲朋好友见面，年轻人也有机会物色对象。

一个参加阿贸一个重大节日的同工过后写道：“乐师吹奏一到三米长的竹管子，奏出非常嘈杂的声音，人们认为这样可以驱赶邪灵。”这些竹管叫芦笙，很多苗族部落及华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都使用这种乐器。

阿贸基督徒几十年来都不参加这些节日，因为他们既不再惧怕邪灵，也不必安抚它们。他们的缺席，导致他们与未得救亲戚的关系变得紧张。阿贸基督徒意识到，他们需要重新开始参加这些节日，觉得这是传扬耶稣基督之名的好机会。据说：

“这些受欢迎的活动是阿贸基督徒与亲戚交往的极好机会——向他们分享自己从恐惧中得自由的美好见证。音乐在山间回响，基督徒在人群中穿梭走动，他们态度温和，容光焕发，这吸引了众人的注意，那些人想知道他们的言行举止发生巨变的原因。于是基督徒就坦率地解释，他们曾经也惧怕和被捆绑，但认识使他们得自由的那一位后，就获得了自由。基督徒答应拜访那些人的村寨，并教导他们这条‘更好的道路’。”

阿贸基督徒参加节日的做法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样，基督徒和部落里的其他人重新互相来往，福音也传开了。教会再次开始增长，成千上万的阿贸新基督徒进入神的国。一名宣教士在1945年拜访了位于偏僻柯普村的阿贸基地，他报道说：

“仍然有几百人一起受洗的景况，教会大约有四千成员，可以说，这个部落有一半的人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们的年度大会上讲道的激动心情。有1300人涌进教堂参加周日中午的那场礼拜，并且大多数人都留下来参加随后的圣餐礼。这些山民是伟大的歌唱家，听到他们分四个声部唱赞美诗，非常令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