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a Harvest

20世纪30年代

汉族中的突破

1938年毕节市的基督徒

20世纪早期，当基督教世界为贵州省几个部落的非凡复兴而欢欣鼓舞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该省的几百万汉族人几乎没有受到福音的影响。

1931年——包兰顿和祝名扬来到贵州省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有一些县份宣教士从来没有踏足过，那里的人也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1931年，神的恩典和大能在贵州南部独山县的汉族人中彰显，福音工作出现了突破。圣灵所拣选的祝福器皿，是一名姓方的当地牧师。

新年期间，独山县举行了一系列的福音布道会。一连三天，天气晴朗无云（这在贵州省是很少见的），当地有150到200人参加了聚会。其中有很多人把生命交托给了基督，一名宣教士这样评价方牧师：“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能在贵州省见到这样的人，他已经成为基督徒和与主同行40年。虽然经历了很多艰难，但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非常忠于圣经。”

瓮安县的果子

在许多代人没有听过福音就进入了没有基督的永恒中后，这里终于形成了瓮安县历史上的第一间福音派教会。几个月之后有人报道说：“我们在瓮安县所服事的，总共大概有二十个男女，还有很多人对福音感兴趣。一开始我们就祷告，希望我们的到访能结出果实，并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能出现一间教会。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

那时候，大多数宣教士都认为最有效的宣教策略是先在最大城市传福音，然后福音会自动地向其他地区扩展。但问题是，贵阳市的教会从来没有成为灯塔，而是充满了各种问题和软弱。省城的宣教士因瓮安县之旅所获得的成功而大受鼓舞，他们也受到激励去访问边远的地区，耶稣的名第一次渐渐在该省的很多地方传扬开来。

贵州省的潮流变化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多个民族的传道人组成的传道团队在贵州省巡回布道。成员包括两个汉族人、两个苗族人和一个诺苏族人。

20世纪30年代，随着圣灵大能地眷顾他的百姓，基督教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兴旺发展。很多教会出现了复兴，但在伯特利环球布道团于1934年到访安顺市之前，偏远的贵州省基本上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聚会开始之前，人们热切代祷了六个星期。因此，当讲道开始时，

“一场惊人的浪潮开始了，开始是忏悔可怕的罪恶，接着是信徒的复兴和非基督徒部落成员得救。1935年年底，苗族人中的复兴仍在持续，意义深远的恩典工作正在安顺市推进。复兴的基督徒组成了很多布道团队，到各处传讲神的话语。

六个多月后，宣教士仍然汇报说，祷告会持续到半夜，人们深深认识到自己的罪，并认罪悔改，呼求神的赦免。”

伯特利环球布道团的事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贵州省的很多外国宣教士辛苦劳作了多年，却收效甚微，圣灵新一波的运行，就像雨水浇在缺水干旱的土地上一样。一名参加过安顺市聚会的宣教士深受感动地写道：

“圣灵大能地运行，人们大声哭泣，寻求神的接纳。一个年轻人受圣灵的感动，为他的亲属大声呼求，恐怕他们落入地狱。他后来去找他的亲属，请求他们来参加聚会，却遭到了断然拒绝。他忍不住在他们面前哭了起来。非常奇怪的是，他们当时正在盖房子，两根最大的横梁突然从中间断了——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各种情况综合在一起，促使了他们去参加聚会，结果他们也得了祝福。”

1933年遵义市的一个基督徒家庭

在遵义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里，一名宣教士劳作了好几年，但看起来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直到复兴触摸那里的信徒。他见证说：

“八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和布道团一起旅行，期间我散发了几百份福音单张，卖了很多福音书和新约圣经，还张贴了很多海报。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充满喜乐地传扬他的道。事实上，我以前与弟兄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光。

赞美主，我们相信祝福正临到贵州省——无论是国外、教会里、工人中间或街上的见证，都有一种不同的属灵面貌。一切看起来都不同了。我们正多多地祷告，希望和祈求今年的圣经学校将大大地坚固那些参加学习的人，我们相信主将会使用他们做他复兴的工作。”

在一个名叫北马东的村寨里，圣灵鉴察人心，很多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呼求耶稣基督拯救他们。结果，一名教会领袖写道：

“人们承认可怕的罪，很多时候是在被冒犯者的面前承认的。看到一个赫孟数阿人极其悲伤地失控痛哭，我的心真是充满了喜悦。当他承认最可怕的罪时，我感到他的心都碎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平静下来。

出现突破之前，很多人心里冷漠、刚硬，但突破之后，他们像孩子一样谦卑温和。值得一提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哥哥首先得了祝福，但他却坚持说自己没有罪，没有任何过错。在一次聚会上，虽然天气寒冷刺骨，他的脸却不停地冒汗。他看上去好像有人拿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后来他得到了喜乐。”

1934-1935年，圣灵与贵州省教会同在所带来的影响直接而有力。以前彼此冷淡的信徒，现在出现了一种彼此团结和相爱的新景象。很多基督徒学生被复兴和改变，贵州省的圣经学校接待了一大批新学生，他们渴望学习神的话语，为将来的事奉做准备。

1936年贵州省圣经学校的学生和教师

The Ge

身着传统服装的革蒙女孩

革蒙是居住在贵州省东部山区里的几十个民族之一。今天革蒙有13万多人，他们被政府划入庞大且多元化的苗族中，但他们认为自己与苗族不同，他们为自己的历史、风俗和语言感到自豪。

1934年新约圣经被翻译成赫目语之后，事工的重点转移到了附近的革蒙。第二年有人报道说：

“最令我们感到高兴和振奋的消息，是最近受洗的信徒中有一个是革蒙人。这让我想起九年来，我们一直在祷告和做工，希望能够进入这个部落并收获一些灵魂——现在，有六个人信主，而且我听说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也对福音感兴趣。革蒙人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主一直把向革蒙人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的心里。”

1937年，有几个革蒙家庭信主，但在20世纪50代早期，当宣教士被驱逐出中国后，革蒙基督徒似乎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一名观察家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相信的是宣教士，而不是耶稣。”

在几十年之后的90年代，重新出现了一间小型革蒙教会。据信，在这个鲜为人知的部落中，今天大概只有100名信徒。

被掳560天

被劫持之前的薄复礼（左）和80周以后被释放的他（右）

贵州省的遵义市因为是著名万里长征的第一个主要停留站，这使她在中国有极高的地位。史无前例的长征开始之初有八万人，但几个月以后进入遵义时，只剩下了三万人。红军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和红军司令。

中国内地会两名同工的人生因长征而发生了戏剧性改变。1934年10月1日，来自瑞士的薄复礼和来自新西兰的阿尔诺利·海曼（Arnolis Hayman）在赫目地区的九州附近被红军第六军团劫掳。宣教士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得释放，但他们在12月24日逃跑失败后，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审判。对这两人的指控包括：

“这两个犯人通过圣经毒害和控制人民。他们会说苗语，深入到苗族人的山洞里。在九州被欺骗加入教会的，90%都是苗族人。”

两名宣教士被告知他们是该死的，但士兵把他们转移到了农村，目的是向他们的家人和差会索要赎金。几个月来，两名人质的妻子在情绪上经历了过山车，因为她们收到了丈夫死亡的虚假报告。开始的时候，赎金是每人十万美元，但由于没有收到付款，金额就增加了。

与此同时，宣教士被绑架的消息传遍了基督教世界，成千上万的信徒为他们和他们心碎的家人代祷。

随着劫掳他们的人慢慢失去耐心，薄复礼和海曼常常被人用竹鞭抽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迫穿越四个不同省份的山区和偏远地区。恶劣的条件对他们造成了严重伤害，经常还有其他人质和他们一起被劫掳。

一些人质因家属无法支付赎金，结果被残忍无情的士兵处决了。有一个贫穷的妇女因无法跟上队伍，结果士兵们一致同意将她处决。薄复礼回忆说，刽子手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借了一把锋利的剑，然后把她拖到外面，他的一个同伴扛着锄头跟着出去。很快，他们笑着走了回来，就好像杀了一只鸡做晚餐一样，毫不在乎。”

这时，中国内地会已经筹集好赎金，但很难与劫掳者取得联系，因为他们不断地转移地方。当最终交付了赎金之后，共产党人对宣教士发出冷笑，骗他们说，因为只支付了一半的赎金，所以只能释放他们中的一个人。由于海曼年纪较大，所以被释放了，在被囚禁了413天之后，他获允回到家人身边。

现在，只剩下薄复礼独自一人留在红军的手中，他竭力瞩目仰望主耶稣基督，并继续向士兵分享他的信仰。随后的几个月，红军和他们的俘虏来回在贵州省泥泞和水蛭横行的地区跋涉，直到进入云南省境内。进入云南后，红军决定丢下宣教士，不再带着他往前走。讽刺的是，在整个磨难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发生在薄复礼被释放之后。他当时穿着肮脏破烂的衣服，留着蓬乱的胡子，国民党士兵误以为他是一名俄共间谍，就在准备要处决他时，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1936年复活节过后的星期一，薄复被扶到马上，让他骑马回昆明，这是他回家的最后一程路。当他快到昆明城时，有三名宣教士骑着马迎着他走来。他们认出他是失踪多月的同事后，忍不住大声赞美神。其中一名宣教士说：

“他看起来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但非常高兴。他虚弱得连马都骑不了。他双腿肿胀，身上的衣服穿了四个月都没有换过。头发和胡子急需理发师修剪。我们永远都忘不了握着他的手欢迎他回来的那种喜悦。

薄复礼被带到了一名宣教士的家里，在那里，有热水、干净的衣服和床铺等着他。他之前所穿过的衣服和身上的一切东西，都用火烧掉了。经历了多月的疲惫不堪后，再次感受到了干净、舒适和刮胡子的美好，只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能完全体会得到这种感觉。”

经过这样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折磨后，神继续使用薄复礼和海曼，苦难的经历似乎没有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什么消极影响。

海曼过着充实的生活，直到于81岁去世。令很多人吃惊的是，薄复礼回到贵州省继续服事神，直到1951年他和妻子玫瑰被驱逐出中国。